历史上的中外医学交流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进程中,我国医学同国外医学的频繁交流,不仅促进了彼此间医学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为中外人民友谊的沟通,播下了一批批种子。

  早在公元前138年到公元前115年时,西汉武帝刘彻就曾派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出于政治原因,张骞除了到月支以外,还在波斯等国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东汉时,著名的班超也曾出使西域,为广泛开辟东西方之间的通道作出了杰出贡献。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是这一时期留下的光辉业绩。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的药物和东南亚各国的医药开始陆续传入我国。根据记载,这些舶来品为:苜蓿、葡萄、胡桃、蒜、印度医药。此外,尚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输入的一些药材,如南海的龙眼、荔枝,西南的犀角、羚羊、麝香、琥珀等等便是。

  到了唐代,由于内外交通和航海日益发展,从而为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那时,著名僧人加法显、玄奘、鉴真等人,就曾先后到过印度、阿富汗、尼泊尔,以及日本等地。后由宋元而历明清,这种交流日益频繁扩大,其中表现于医药领域中的,主要以与以下等国的交流为突出。

  一、中印医药交流

  中国和印度都是世界上显赫的文明古国,早在春秋之时就已有陆路的沟通了。在医药交流史上,我国很早以前就曾向印度输出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等被彼邦称为“神州上药”的著名药材了。唐代曾在印度定居达20年之久的高僧义净和尚,更是常用祖国医药的理论和方药来为印度人民诊治疾病。

  其间印度医药,也于汉朝之时,随着佛教的传入而传入我国。《隋书·经籍志》记载,单就那时被译成中文,后来佚失的印度医学著述,就有《龙树菩萨药方》、《龙树菩萨养性方》、《婆罗门诸仙药方》、《婆罗门药方》,以及《乾陀利治鬼方》、《释僧医针灸经》等11种计50余卷之多,其中尤以印度眼科医术对我国的影响为最大,这就无怪乎唐代的刘禹锡要有《赠眼医波(婆)罗门僧》诗之作了。

  二、中阿医药交流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医药交流,是我国中外医药交流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页。还在公元1世纪到9世纪时,我国的炼丹术就曾多次传入阿拉伯各地,并经阿拉伯传往西欧各国,为世界制药化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而我国汉代的麻醉法地曾因为传入阿拉伯而终致被发展为吸入麻醉法。公元10世纪时,我国的脉学也曾被阿拉伯医家所吸取,从而成为诊断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宋太祖赵匡胤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我国在广州置“市舶司”后,由阿拉伯商人运往欧洲等国的中药,竟有人参、茯苓、附子、川椒、朱砂、水银、牛黄等60余种之多,其中尤以牛黄为最受欢迎。元蒙时期,我国药物和针灸疗法,也曾广泛地传入阿拉伯及其邻近国家,并且受到好评。从另一头说,于唐高宗永微年间(公元650年~655年)开始,阿拉伯国家的方药也渐渐地输入我国,其中单就《诸蕃志》记载,当时传入我国的药物就有乳香、没药、血竭、木香等多种。宋朝时,苏颂等人还在《本草图经》中,记载了胡薄荷等阿拉伯药物的名称。有意思的是,元世祖忽必烈,还在他所统治的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设立了一家名叫“广惠司”的阿拉伯式医疗机构,其中所用药物,也都采用阿拉伯医生配制的回回药,治疗对象则以元蒙卫士为主。其后于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时),“广惠司”又扩大范围,在北京和多伦两地各设“回回药物院”。这样,在我国国土上建立的阿拉伯式医疗机构和药院,就有3所之多了。再则,当时被译成中文的阿拉伯医籍,也有《回回药方》等几种。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并丰富了我国医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中日医药交流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历史上,自秦汉以来,就开始了文化交流。由于汉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因此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单就医药来说,基本上一直是汉医汉药在唱着主角。早在南北朝时的公元552年,我国就给日本送去了《针经》一套;公元562年,吴人知聪又携带《明堂图》和其它医书160卷东渡日本。迨至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派遣药师惠日、倭汉直福因等来隋学习医学,并于公元623年学成回国,随船带回《诸病源候论》等重要医籍。

  中日大规模的医药交流始自唐朝。武则天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制定的医药职令——《大宝律令·疾医令》,就基本以我国唐代医药制度作为蓝本。《疾医令》规定,医学生学习医药,都要以《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甲乙经》、《新修本草》等中国医典为必读课本。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随遣唐大使前来中国留学。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荣睿、普照的足迹又从小原来到扬州,当时正在大明寺里讲律的鉴真和尚,因为有感于他们的—再邀请,于是下决心东渡日本讲学。其后在公元753年,曾经6次渡海,历尽艰险的鉴真和尚,终于率领弟子法进,昙静,智首,以及潘仙童等35人,带大量药物和香料,乘日本遣唐使船只渡海成功,东抵日本九州。第二年,年己67岁的鉴真开始在奈良东大寺建筑戒坛传授戒法,这就是日本佛教徒登坛受戒的起始。由于鉴真在佛学外,兼明医学,因此那时日本人士请鉴真看病的人还真不少。也正由于鉴真在传播佛学的同时,把祖国医药也大量地传到了日本,从而从事日本医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其后于公元805年时,又有日本医家营原清在我国学成回国,再一次把我国医药带回了日本。

  四、中朝医药交流

  早在公元前2世纪朝鲜的“三国时代”,我国已和彼邦人民有了文化上的往来。晋唐时期,这一往来更趋密切。公元514年,我国曾派遣医者到过朝鲜。到了唐朝,我国古籍如《素问》、《神农本草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更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了彼邦,而其时彼邦的医事制度,也仿照隋唐的那一套,除了设置医学、医博士,就连教授学生的教材,也全用我国的书。到了宋代,我国政府又分别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和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两次赠送《太平圣惠方》给高丽至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宋王朝再一次地派遣翰林医官杨崇立、杜舜华、董成湘、陈宗仁等人去高丽分科教授医术长达3年,从而为高丽医药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于不断助学习汲取,大约相当于我明代时,朝鲜医家金礼蒙、许浚等人还分别先后编成了《医方类聚》和《东方宝鉴》等两部影响重大的中医巨著。

  另一方面,朝鲜药物和医学知识陆续传来我国的也为数不少。其中药物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所收五味子、昆布、芜夷,唐《新修本草》、《海药本草》中标明的新罗所产白附于、玄胡索、人参等便是。在医学上,到了宋代,朝鲜所产药物继续输入我国,其中如人参、白附子等,更为常用。

  五、中越医药交流

  中国和越南的医药交流也起源较早。唐代之时,精通医学的诗人如刘禹锡等都曾去过越南。这一时期,我国还有个名叫申光逊的医生,曾用胡椒、干姜等辛辣药物治好了越南患者的脑病症。元代针灸医生邹庚还曾去越南为那里的诸侯王看过病。及至明代,更有医学著述如《医学入门》、《景岳全书》等传入越南。而越南则因为地理环境的缘故,盛产着各种热带药物。在汉代之时,越南就向中国输来了薏苡仁。到了唐朝,又输入沉香等药材和香料。及至宋代,据《开宝本草》所载,那时从越南进口的药物有丁香、沉香、诃黎勒、苏方木等。此外在医学上,越南的治痢药方也曾经在宋代一度传入我国。

  可见,我国医药和国外的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头绪纷繁。此外如中国和大秦(东罗马)的早期医药交流,中国和欧洲在明代的医药交流等等,也很具有历史意义,而其中尤以中医脉学、舌诊,以及针灸等传入欧洲各国为最具影响。再如明清期,随着西方天主教传教士的来华,又把欧洲的科学文化知识如医学人体生理解剖和某些诊疗技术,以及药物等等,陆续传入我国,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医药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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