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的中医药学(上古至隋唐)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宝藏丰富,象征着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和疾病斗争的睿智。

  《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神农氏以赭鞭 (一种红色的竹根)鞭(此意为采掘)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可见早在原始社会,我国的先民们,就已有了医药活动。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工具的逐步改进,原始人类逐渐认识了可以治病的药物,摸索出一些原始的治病方法,并学会制作骨针之类 可供医疗的原始工具,构成了我国医药史上的起源阶段。

  医药活动离不开人。原始时期,史载神农之外,有史可稽的传说中的医药人物, 大致有伏羲、黄帝、僦季贷、 歧伯、雷公、桐君、鬼臾区、俞跗、少俞、伯高等人。这些人肇开洪基,为在黑暗中摸索的原始医学,开出了一线光明。

  春秋时期,巫术盛行。医巫原自不分,《尚书》有云:“周公祷武王之疾而廖。”其时以殷王朝的贤大夫巫彭和巫咸最为有名,以至《说文解字》有“古者,巫彭初作医”的说法。 然而巫医治病,也并非全然 不用药物,如《山海经·海内西经》就说:“开明者,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周王朝时,随着社会发展和医药知识的积累,以及巫队伍本身的分化,巫、医开始分道扬镳。其显著标志是出现了专职医生和医疗分科,以及设立了医事考评制度。《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当时有食医中士二 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兽医下士四人,到年尾则考查他们的医事,以核定他们的级别和俸禄。

  在药物剂型上,商代已有治病用的药酒,并有所谓伊尹创制汤药的说法。伊尹为商汤时大臣,他所发明的汤药,为药物相互配合后降低毒性,提高药效,并由生药向熟药过渡,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这一时期,还为后世留下了一个“病入膏肓”的医学典故。 当年秦国名医医缓为晋景公治病,诊断结果,医缓认为:“疾不可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

  值得重视的是,中医临床六气致病的学说,这时也已渐露端倪。当秦国良医医和为晋平公诊疗后,曾经这样议论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 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同时指出晋平公的病是贪欲女色过度,而导致神志惑乱。医和提出的“六气致病说”和情欲不节致病的见解,表明当时医家已开始摆脱“鬼神致病说”的羁绊,这对医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和中医病因学说的形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议论中阴阳、五 味、五色、五声等概念的形成,说明在春秋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已向医学领域渗透。 从战国到东汉将近700年间,中医药学从实践经验的积累, 进入到系统的理论总结,其标志是《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四部划时代著作的问世。医圣张仲景确立的理、法、方、药的辨证施治原则, 为中医临床学奠定了基础。此外,名医扁鹊神奇的诊法,华佗在外科和针灸领域的高超医术,淳于意开病案记载的先声等等,都是这一时期医学成就的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系统整理医学理论又上了一个台阶。王叔和整理编次《伤寒论》和撰写《脉经》,皇甫谧编著《针灸甲乙经》,以及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和雷敦的《炮炙论》等,都在中国医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笔。这一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疫疠及外伤等疾患盛行,因此,着眼于简便廉验的实用急救方书和外伤科医书便应运而生。比较著名有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陈延之《小品方》、《范汪方》,姚僧垣《直验方》和无名氏《刘涓子鬼遗方》等。

  其中《刘涓子鬼遗方》还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外科学专书。 由隋迄唐大约400年间,在医学理论、方剂药物、临床各科和医学教育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隋唐间产生了一些名医和名著,如巢元方等编著的《诸病源候论》,分述了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症状等,是我国最早的病因症候学专著。

  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从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到养生保健,均作了较为系统而又精辟的论述,在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此外,杨上善、王冰对《内经》的阐发,王焘《外台秘要》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都对后世医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药物学方面,唐政府组织编写的《新修本草》,不但是我国第一部由政府颁定的药典性本草,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其时,外科、妇科、儿科、伤科等都已形成独立专科,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由政府开办的医药院校——太医署。

【关 闭】